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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recent 50 results returned for keyword: 国有 (Search this on MAP)

中国模式走向危机http://www.botanwang.com/node/10475 经济发展失速根据官方媒体事先张扬的乐观预期，2013年第一季应该迎来一幅经济快速增长的靓丽画面。从2012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启动经济维稳，发改委批复超过万亿的投资项目，2012年年底以来，数据表明出口开始反弹，而从微观层面看，2011年以来的库存周期调整已经结束，企业产能开始扩张，反应工业企业景气先行数据的PMI持续上升，再加上所谓的政府换届效应，2013年第一季度GDP超过8%应该没有问题。 现实让人跌破眼镜。官方公布2013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是7.7%，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长6.9%，比去年同期回落7.8个百分点。表面看来，这个增长数据比全球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要高很多，不过考虑到中国特色的统计风格，7.5%以下的增长速度就基本可以被认为是萧条期了，即使在经济危机相当严重的2008和2009年，官方统计的GDP增长率分别是9.6%和9.1%。 2012年下半年以来的政府投资项目，再结合2013年以来社会融资扩张---根据央行发布的《2013年4月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截止2013年5月10日，1-4月社会融资规模为7.9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3.06万亿元，这些措施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幅，中国经济体到底怎么了？ 当然，预警的声音一直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环境和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曾经在2011年一次广为流传的演讲中，断言2013年中国经济将全面进入危机。而一向对中国政府通过泡沫化来刺激经济增长持强烈批评立场的谢国忠，也在文章中断言房地产泡沫即将破裂，中国经济将在2013和2014年之间走向危机。 更值得关注的是国际知名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最近的态度。2013年4月9日，惠誉把中国本币信用评级从AA调整为A+，对中国前景展望调整为负面；而4月16日，穆迪虽然维持了对中国本币长期信用评级，但是把前景展望从正面调低为稳定，两个国际机构作出调整的理由大同小异，都是基于中国巨额地方政府负债和不透明的影子银行所包含的金融风险。 这些现象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急剧衰退。 增长动力衰退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维指导下，中国经济三十多年来持续增长，甚至出现了所谓中国模式的说法。简单的说，中国模式就是在保持政治垄断的同时，推动经济自由化，带动经济发展，表面看来，中国模式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中国经济增长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6000多美元，几亿人因此脱离贫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使得中国领导人经常宣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有了所谓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的底气。不过,惊人的成功完全可能以惊人的失败收场，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严峻当口，使得任何警示都不是危言耸听。 从宏观层面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投资和消费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通过压低土地，劳动力和环境等要素成本，中国出口长期以来一枝独秀，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引擎。 而由于次贷危机，欧美私人和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下降，导致消费收缩，全球经济再平衡还在进行中，美国和欧洲不再是中国巨大产能的吸收地，而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依旧疲软，失业率没有明显改善，而欧洲经济结构性问题在短时间内几乎不可能得到解决，2013年经济增速可能最好的情况是零增长。所有这些意味着中国出口商将不得不面临一个更长的外部需求疲软周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3-5年，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公共投资是当局祭出的应对2008年经济危机的主要招式，以四万亿为标志--实际上高达十万亿的投资规模，形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过剩，形成了大规模的烂尾楼和烂尾工程，导致了巨大的腐败。 为了给地方政府项目进行融资，中共先是指令银行进行放贷，而后又指令银行予以贷款展期或者借新还旧，从2012年开始，则通过债券市场，以政府信用为担保，为数量众多的地方融资平台发债提供便利，当债券市场使用到达极致后，又通过所谓的信托，金融租赁等等融资工具， 直到以政府名义，以高回报方式向社会直接募资，通过金融创新的名义，把坏账和风险渗透到金融各个领域。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及风险是让惠誉和穆迪调整对中国长期信用的主要因素。在这种风险笼罩下，通过货币投放，依靠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消费作为中国经济的驱动力，长期以来萎靡不振，这其中的意涵十分复杂。 简单的说，这是所谓中国模式必然的后果。中共当局维持政治垄断，意味着公民权利没有得到普遍化的尊重，公民缺乏社会博弈的能力和制度保障，在收入分配上就有严重的内在不公平机制，广大普通民众没有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比如高房价某种意义上就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合谋，成为维系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但对广泛的中产阶级而言，就是一种隐性税收。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制度安排，都使得普通民众没有充分的安全感，高储蓄率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征，居民消费长期不振，2012年消费占GDP的比例已经萎缩到40%， 这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中共高层也意识到这个结构性问题，因此多次呼吁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不过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是公民权利普遍化过程，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以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是可望不可求的。 HW十年遗产上述中国模式内在病症积聚多年，HW十年政策带来的遗产则是触发经济败象的现实因素。 在所谓民生和公平等观念主导下，HW十年实质上告别了邓小平92南巡后的经济自由化道路，这些年，HW政府在改革议题上无所作为，默许国进民退，放任国有企业既得利益集团坐大，在2008年以后以对抗经济危机为名，大力参与和干预经济发展，这些措施虽然暂时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饮鸩止渴的增长方式，其恶果源远流长，为前任政府干预政策埋单成为当下政府的一个重要挑战。 其中一个典型领域就是地方政府负债。为了落实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地方政府踊跃的设立了各种各样的政府平台公司，在高峰时期，全国成立了超过1万家平台公司，在市政，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等等领域开始全面的国进民退过程。这些平台公司，利用政府信用，向银行系统借贷或者在公开市场上发行债券，发行理财产品，通过信托机制融资，成为这些年社会融资的主体。 从政策后果来看，政府控制的众多企业的形成和入市，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对市场的某种替代，是对资源配置的某种扭曲，必然导致整体经济效率的损失。天量的资金投入下去的产生究竟如何？现在已经很难有全貌评估，不过既然当初的投资方向，大抵是铁公鸡，高铁大概是最为显眼的一个成就，地方政府的高楼大厦，很多新开发的鬼城，都是这个狂飙突进时代的作品。 根据惠誉发布的研究报告，截止到2012年底，地方政府显性的负债总额已经达到15万亿，这还不包括大量无法精确统计的或有债务。 根据银监的一个内部分析数据，这个阶段投放的贷款，可能有25%左右是无法偿还的。而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坏账率往往会更高。几十万亿的地方政府负债，是当前金融体系最大的风险。 国企角色之争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最近在博鳌论坛上说：“过去10年，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政府干预越来越多，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政府不逆转国企主导的经济，中国将无法继续增长。” 但人民日报近期连续发四篇文章，力挺国有企业，说国企已经完成蜕变创造让国人无比自豪成就，国企从呛水儿变成了弄潮儿，而新任国资委主任蒋洁敏4月11日提出，“坚定不移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要理直气壮的发展国有经济。 通过多年的经济实践，国有企业这种产权不明，激励和责任不兼容的经济组织形式，其效率低下，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特征，已经成为常识。但是官方舆论和官僚借助意识形态话语，不断力挺国企，典型的表明依附于国企背后的权贵集团们能量依然强劲。 从整个经济结构来看，在战略和国家安全等名义掩盖下，国企不断靠权力垄断市场，榨取资源，扭曲价格，是中国经济走向败坏的内因。国企就像僵尸型企业，吞噬了巨大的环境资源，金融，土地资源，其效果只是豢养了一批权贵势力。 官僚体系畸变中国经济发展的衰败，还深刻的体现在官僚体系的畸变中。在一个正常社会环境下，官僚体制是专业化的科层制的公共服务人员，本身没有独立的利益。而在中国体制下，政治阶层必须严重依靠官僚集团贯彻和执行政治意图，同时由于权威递减，政治德行败坏，官僚集团开始失控，使得官僚集團成为既得利益者，可以利用他们的优势地位，从公共服务中攫取不当的利益，这些年越演越烈的腐败就是例证。 另一方面，官僚体系的规模越来越庞大。根据有关统计，这些年来财政供养人口已经达到5700万。根据财政部国库司编写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总数接近5400万的财政供养人口中，在职人员3815.24万人，离休退休人员1391.35万人，还有其他人员185.98万人。中国的财政供养比约为1：23.5，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高昂，超出了国民所能承受的范围。反映在财政支出结构上，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变成吃饭财政，目的就是用来养这批日益庞大的官僚。 官僚体系对经济发展更大的危害是他们的观念严重滞后，行为僵化，成为拖累经济发展的严重短板。以人口政策为例，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人口抚养比上升，使得中国经济过去赖以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窗口加快关闭。官方舆论也基本认同了这些说法，因此呼吁废止计划生育的声音在合流，但是作为维护官僚阶层重要利益，全国计生系统的官僚和公务员队伍成为重要的博弈一方，如果废除了计生政策，那样几十万官僚系统成员必将无处可去，因此他们成为废除计划生育政策重要的阻力。 在政绩发展压力下，地方官僚信奉的法则是“敢于举债，善于优债”，“要发展的秘诀在于敢于负债，通过负债来给本来没有经济效益的项目进行融资。 对于官僚们来说，通过打造政绩工程，实现政治升迁，至于债务的归还和项目的后果，那是后任的烦恼。在以GDP发展为主要政绩考核的机制塑造下，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都已经被磨合成一个巨大的GDP发展机器。 正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其文章里提到的， 政绩往往驱动地方领导人不停折腾，为GDP增长速度和工程项目完成数不断拆了建、建了拆，拆了再建。升官晋级主导型公共工程建设形式多样，花样翻新。为了获得升官晋级机会，手握大权的地方大员不惜浪费大量经济资源和建设经费，不惜破坏环境、牺牲可持续发展条件的情况，层出不穷。 庞大的官僚机器的这种行为模式，使得任何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都会扭曲，温家宝当年试图推动的支持民营经济36条政策无疾而终，因为这和这个官僚体制的秉性完全冲突，任何试图给民间让渡空间，降低官僚体系对经济体的政策，都会被消解。李克强试图推动的新型城镇化也将被官僚体系变成新型的投资跃进。 这种以局部利益为出发点，进而裹挟公共政策的官僚体系成为当下很多公共政策出台的逻辑，而政治家缺乏合法性来约束官僚体制，官僚体制畸形生长，成为继国企之外另外一股吞噬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结构性力量，也是中国模式必然走向塌陷的内在原因。 创富动能失落企业家对市场的敏感，对风险的承担，和对资源的组织配置是经济发展的微观驱动力，中国经济的发展，客观上是个体自由逐步提升，各种创业家，财富英雄登场，演绎了一个个失败或者成功的故事，不过由于政治的僵化，由于体制的束缚，由于国家财政的汲取，国民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享受更多的自由和权利，民间创富的动能被抑制， 企业家精神开始衰弱。 施正荣的故事是企业家精神衰变的一个典型样本。作为光伏行业的先驱，无锡尚德最早登录美国资本市场，施正荣也一度成为中国首富， 但是，在地方政府的强势干预下，本来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企业家逐渐变成配角，而由于光伏行业整体上产能过剩，而无锡尚德扩展过快，因此承担了巨大的市场损失，目前无锡尚德已经破产，而施正荣也成为一个悲剧人物。 在高税负，缺乏安全感等环境下，很多卓有成效的企业家都纷纷移民或者退休，近期正当壮年的马云和史玉柱纷纷退休，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企业家精神严重失落。 这种社会情绪下，经济发展失速，经济绩效换取治理合法性的模式失灵，那样社会危机一定会到来，中国政局走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不过有中国社会观察家认为，经济危机不一定是坏事，当各种压力积聚到一定程度时，一些艰难的政治举措，比如土地私有化，放开政治竞争等等，对官僚集团的约束，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必然选项。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意义的“中国模式”的衰败及变化，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Size: X Keywords:    中国模式走向危机http://www.botanwang.com/node/10475 经济发展失速根据官方媒体事先张扬的乐观预期，2013年第一季应该迎来一幅经济快速增长的靓丽画面。从2012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启动经济维稳，发改委批复超过万亿的投资项目，2012年年底以来，数据表明出口开始反弹，而从微观层面看，2011年以来的库存周期调整已经结束，企业产能开始扩张，反应工业企业景气先行数据的PMI持续上升，再加上所谓的政府换届效应，2013年第一季度GDP超过8%应该没有问题。 现实让人跌破眼镜。官方公布2013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是7.7%，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长6.9%，比去年同期回落7.8个百分点。表面看来，这个增长数据比全球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要高很多，不过考虑到中国特色的统计风格，7.5%以下的增长速度就基本可以被认为是萧条期了，即使在经济危机相当严重的2008和2009年，官方统计的GDP增长率分别是9.6%和9.1%。 2012年下半年以来的政府投资项目，再结合2013年以来社会融资扩张---根据央行发布的《2013年4月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截止2013年5月10日，1-4月社会融资规模为7.9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3.06万亿元，这些措施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幅，中国经济体到底怎么了？ 当然，预警的声音一直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环境和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曾经在2011年一次广为流传的演讲中，断言2013年中国经济将全面进入危机。而一向对中国政府通过泡沫化来刺激经济增长持强烈批评立场的谢国忠，也在文章中断言房地产泡沫即将破裂，中国经济将在2013和2014年之间走向危机。 更值得关注的是国际知名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最近的态度。2013年4月9日，惠誉把中国本币信用评级从AA调整为A+，对中国前景展望调整为负面；而4月16日，穆迪虽然维持了对中国本币长期信用评级，但是把前景展望从正面调低为稳定，两个国际机构作出调整的理由大同小异，都是基于中国巨额地方政府负债和不透明的影子银行所包含的金融风险。 这些现象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急剧衰退。 增长动力衰退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维指导下，中国经济三十多年来持续增长，甚至出现了所谓中国模式的说法。简单的说，中国模式就是在保持政治垄断的同时，推动经济自由化，带动经济发展，表面看来，中国模式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中国经济增长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6000多美元，几亿人因此脱离贫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使得中国领导人经常宣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有了所谓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的底气。不过,惊人的成功完全可能以惊人的失败收场，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严峻当口，使得任何警示都不是危言耸听。 从宏观层面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投资和消费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通过压低土地，劳动力和环境等要素成本，中国出口长期以来一枝独秀，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引擎。 而由于次贷危机，欧美私人和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下降，导致消费收缩，全球经济再平衡还在进行中，美国和欧洲不再是中国巨大产能的吸收地，而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依旧疲软，失业率没有明显改善，而欧洲经济结构性问题在短时间内几乎不可能得到解决，2013年经济增速可能最好的情况是零增长。所有这些意味着中国出口商将不得不面临一个更长的外部需求疲软周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3-5年，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公共投资是当局祭出的应对2008年经济危机的主要招式，以四万亿为标志--实际上高达十万亿的投资规模，形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过剩，形成了大规模的烂尾楼和烂尾工程，导致了巨大的腐败。 为了给地方政府项目进行融资，中共先是指令银行进行放贷，而后又指令银行予以贷款展期或者借新还旧，从2012年开始，则通过债券市场，以政府信用为担保，为数量众多的地方融资平台发债提供便利，当债券市场使用到达极致后，又通过所谓的信托，金融租赁等等融资工具， 直到以政府名义，以高回报方式向社会直接募资，通过金融创新的名义，把坏账和风险渗透到金融各个领域。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及风险是让惠誉和穆迪调整对中国长期信用的主要因素。在这种风险笼罩下，通过货币投放，依靠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消费作为中国经济的驱动力，长期以来萎靡不振，这其中的意涵十分复杂。 简单的说，这是所谓中国模式必然的后果。中共当局维持政治垄断，意味着公民权利没有得到普遍化的尊重，公民缺乏社会博弈的能力和制度保障，在收入分配上就有严重的内在不公平机制，广大普通民众没有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比如高房价某种意义上就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合谋，成为维系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但对广泛的中产阶级而言，就是一种隐性税收。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制度安排，都使得普通民众没有充分的安全感，高储蓄率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征，居民消费长期不振，2012年消费占GDP的比例已经萎缩到40%， 这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中共高层也意识到这个结构性问题，因此多次呼吁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不过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质上是公民权利普遍化过程，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以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是可望不可求的。 HW十年遗产上述中国模式内在病症积聚多年，HW十年政策带来的遗产则是触发经济败象的现实因素。 在所谓民生和公平等观念主导下，HW十年实质上告别了邓小平92南巡后的经济自由化道路，这些年，HW政府在改革议题上无所作为，默许国进民退，放任国有企业既得利益集团坐大，在2008年以后以对抗经济危机为名，大力参与和干预经济发展，这些措施虽然暂时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饮鸩止渴的增长方式，其恶果源远流长，为前任政府干预政策埋单成为当下政府的一个重要挑战。 其中一个典型领域就是地方政府负债。为了落实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地方政府踊跃的设立了各种各样的政府平台公司，在高峰时期，全国成立了超过1万家平台公司，在市政，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等等领域开始全面的国进民退过程。这些平台公司，利用政府信用，向银行系统借贷或者在公开市场上发行债券，发行理财产品，通过信托机制融资，成为这些年社会融资的主体。 从政策后果来看，政府控制的众多企业的形成和入市，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对市场的某种替代，是对资源配置的某种扭曲，必然导致整体经济效率的损失。天量的资金投入下去的产生究竟如何？现在已经很难有全貌评估，不过既然当初的投资方向，大抵是铁公鸡，高铁大概是最为显眼的一个成就，地方政府的高楼大厦，很多新开发的鬼城，都是这个狂飙突进时代的作品。 根据惠誉发布的研究报告，截止到2012年底，地方政府显性的负债总额已经达到15万亿，这还不包括大量无法精确统计的或有债务。 根据银监的一个内部分析数据，这个阶段投放的贷款，可能有25%左右是无法偿还的。而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坏账率往往会更高。几十万亿的地方政府负债，是当前金融体系最大的风险。 国企角色之争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最近在博鳌论坛上说：“过去10年，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政府干预越来越多，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政府不逆转国企主导的经济，中国将无法继续增长。” 但人民日报近期连续发四篇文章，力挺国有企业，说国企已经完成蜕变创造让国人无比自豪成就，国企从呛水儿变成了弄潮儿，而新任国资委主任蒋洁敏4月11日提出，“坚定不移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要理直气壮的发展国有经济。 通过多年的经济实践，国有企业这种产权不明，激励和责任不兼容的经济组织形式，其效率低下，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特征，已经成为常识。但是官方舆论和官僚借助意识形态话语，不断力挺国企，典型的表明依附于国企背后的权贵集团们能量依然强劲。 从整个经济结构来看，在战略和国家安全等名义掩盖下，国企不断靠权力垄断市场，榨取资源，扭曲价格，是中国经济走向败坏的内因。国企就像僵尸型企业，吞噬了巨大的环境资源，金融，土地资源，其效果只是豢养了一批权贵势力。 官僚体系畸变中国经济发展的衰败，还深刻的体现在官僚体系的畸变中。在一个正常社会环境下，官僚体制是专业化的科层制的公共服务人员，本身没有独立的利益。而在中国体制下，政治阶层必须严重依靠官僚集团贯彻和执行政治意图，同时由于权威递减，政治德行败坏，官僚集团开始失控，使得官僚集團成为既得利益者，可以利用他们的优势地位，从公共服务中攫取不当的利益，这些年越演越烈的腐败就是例证。 另一方面，官僚体系的规模越来越庞大。根据有关统计，这些年来财政供养人口已经达到5700万。根据财政部国库司编写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总数接近5400万的财政供养人口中，在职人员3815.24万人，离休退休人员1391.35万人，还有其他人员185.98万人。中国的财政供养比约为1：23.5，行政成本和管理费用高昂，超出了国民所能承受的范围。反映在财政支出结构上，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变成吃饭财政，目的就是用来养这批日益庞大的官僚。 官僚体系对经济发展更大的危害是他们的观念严重滞后，行为僵化，成为拖累经济发展的严重短板。以人口政策为例，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人口抚养比上升，使得中国经济过去赖以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窗口加快关闭。官方舆论也基本认同了这些说法，因此呼吁废止计划生育的声音在合流，但是作为维护官僚阶层重要利益，全国计生系统的官僚和公务员队伍成为重要的博弈一方，如果废除了计生政策，那样几十万官僚系统成员必将无处可去，因此他们成为废除计划生育政策重要的阻力。 在政绩发展压力下，地方官僚信奉的法则是“敢于举债，善于优债”，“要发展的秘诀在于敢于负债，通过负债来给本来没有经济效益的项目进行融资。 对于官僚们来说，通过打造政绩工程，实现政治升迁，至于债务的归还和项目的后果，那是后任的烦恼。在以GDP发展为主要政绩考核的机制塑造下，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都已经被磨合成一个巨大的GDP发展机器。 正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其文章里提到的， 政绩往往驱动地方领导人不停折腾，为GDP增长速度和工程项目完成数不断拆了建、建了拆，拆了再建。升官晋级主导型公共工程建设形式多样，花样翻新。为了获得升官晋级机会，手握大权的地方大员不惜浪费大量经济资源和建设经费，不惜破坏环境、牺牲可持续发展条件的情况，层出不穷。 庞大的官僚机器的这种行为模式，使得任何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都会扭曲，温家宝当年试图推动的支持民营经济36条政策无疾而终，因为这和这个官僚体制的秉性完全冲突，任何试图给民间让渡空间，降低官僚体系对经济体的政策，都会被消解。李克强试图推动的新型城镇化也将被官僚体系变成新型的投资跃进。 这种以局部利益为出发点，进而裹挟公共政策的官僚体系成为当下很多公共政策出台的逻辑，而政治家缺乏合法性来约束官僚体制，官僚体制畸形生长，成为继国企之外另外一股吞噬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结构性力量，也是中国模式必然走向塌陷的内在原因。 创富动能失落企业家对市场的敏感，对风险的承担，和对资源的组织配置是经济发展的微观驱动力，中国经济的发展，客观上是个体自由逐步提升，各种创业家，财富英雄登场，演绎了一个个失败或者成功的故事，不过由于政治的僵化，由于体制的束缚，由于国家财政的汲取，国民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享受更多的自由和权利，民间创富的动能被抑制， 企业家精神开始衰弱。 施正荣的故事是企业家精神衰变的一个典型样本。作为光伏行业的先驱，无锡尚德最早登录美国资本市场，施正荣也一度成为中国首富， 但是，在地方政府的强势干预下，本来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企业家逐渐变成配角，而由于光伏行业整体上产能过剩，而无锡尚德扩展过快，因此承担了巨大的市场损失，目前无锡尚德已经破产，而施正荣也成为一个悲剧人物。 在高税负，缺乏安全感等环境下，很多卓有成效的企业家都纷纷移民或者退休，近期正当壮年的马云和史玉柱纷纷退休，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企业家精神严重失落。 这种社会情绪下，经济发展失速，经济绩效换取治理合法性的模式失灵，那样社会危机一定会到来，中国政局走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不过有中国社会观察家认为，经济危机不一定是坏事，当各种压力积聚到一定程度时，一些艰难的政治举措，比如土地私有化，放开政治竞争等等，对官僚集团的约束，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必然选项。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意义的“中国模式”的衰败及变化，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Recent Updated: 1 hour ago - Created by 博談網 - View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 to use should be sought to the author - 博談網 绕过政改的改革无法实现http://www.botanwang.com/node/10458 有消息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备领导一个特别工作小组，通过雄心勃勃的改革措施振兴经济。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认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只是表面的“修修补补”。 问：最近路透社援引中国政府圈内人士报道称，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通过雄心勃勃的改革而非景气刺激措施振兴经济。为此，将建立一个工作小组，为党的代表会议作准备。另外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智库经济学家透露，习近平将任该工作小组的负责人。他称，习近平要求有"真正的改变"。改革计划的目标之一是提高政府的税收，从而减少对于土地买卖的依赖性；另一个目标是，放松户籍管理，使数以千万计的民工受益。这些消息对于您来说，哪些是新的内容，可信度又如何？ 夏业良：关于领导小组的传说已经听说有一段时间了。据说有6、7个小组，而且大部分小组都是以习近平为组长。只有一个小组是李克强为组长。绕过现有的部门或者权力结构，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这一方面表明了在有些工作协调上认为临时性的这种小组，或者说跨越权力原有部门的这样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可能会更有效。这表明中共内部在权力斗争中，或者说在权力的平衡中还会有一些不和谐的方面，所以它才会成立一些特殊的领导小组。 我认为，目前中共十八大虽然已经召开，但是权力结构并不是非常的稳固。里边还有很多不协调的方面。所以成立这样的小组，可能反映了一些新的权力架构的组合。这是一方面，另外讲到改革的内容的时候，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我想我们大家目前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无论是从体制内部，还是外部的老百姓来看，如果中国想绕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对经济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革，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刚才说的提高税收，减少对土地买卖依赖性。且不说它以后是不是真的能够不依赖土地财政。至少是先把税收提高上来，会让老百姓更加苦不堪言。政府税收现在已经是相当高了。现在不是说政府税收少，而是税收多造成了政府的浪费和腐败。如果再提高税收的话，那就更加没有道理了。更何况，即使税收增加了，土地财政是不是会被废除，这个还很难说，所以如果这样的政策真的实施的话，真的是一种苛政。跟所谓的"维稳"暴政结合在一起，用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来维稳。所以苛政加暴政的话，迟早会让这个国家失去统治的基础。 至于经济领域的改革，我也听说过一些。比如说户籍制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户籍制讲起来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过去说2000年左右的时候要取消户籍制，并在一些城市进行了试点，比如说河南的郑州市。但是，试点一段时间以后立刻又停止了。所谓的试点成功也就是把一些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而已。现在推行的城镇化，和这个其实是密切相关的。所谓城镇化就是让很多农村居民变成城镇居民。这一点如果从户籍放开转换入手的话应该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是随之相关的农民的社会地位、福利以及农民的竞争能力问题，各个方面不是那么容易能在短期内就解决的。所以户籍制度改革，表面上看起来它是单一的一个东西，但实际上它和政治体制是密切联系的。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法治，那么实际上是无法实现这个转换的。 问：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能看到新上任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强调国务院机构职能改革。其间表态要下决心打开转变政府职能的大门，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让政府只做应该做的事情。这种从表面上来看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举措中，我们是否能嗅到一点政治体制改革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不太容易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之前所听到的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无非就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就是大部制。所以内部的修修补补，权力的重新配置我觉得不是人们所期盼的。人们所期盼的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它的改革力度，至少应该和当年邓小平改革开放所实施的一系列重大措施能够相提并论。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小修小补根本称不上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属于改良。包括部分权力下放，它也只是提高效率的行政措施。因为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触及权力核心，也就是一党专制的问题，你不涉及到一个司法独立的问题。然后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力，像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结会、甚至建党的自由。这些都没有的话，谈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呢？ 所以说我现在很不愿意用"改革"这个词，我觉得改革已死。在中国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如果要讲的话，那就是一场政治变革。那么政治变革就要涉及到权力，也就是说共产党愿不愿意放弃这种一党专制的独裁地位。能不能寻找真正的两党，或者多党合作。如果不在这上面做一些最基本的探索的话，实际上还是不愿意启动改革的局面的。 问：从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最近的表态来看，新政府在促进经济改革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紧迫感和决心。也认识到靠政府的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发展已经不再有效。谈到经济改革，您觉得目前最急需进行改革的领域有哪些？ 我觉得，过去十年中，大家都发觉了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国进民退"现象。如果要说经济体制改革的话，至少应该给大家一个崭新的面目，也就是说你再退回到10年前，至少让人感觉民营经济占主体地位。让民营经济的空间越来越大，而国有垄断企业要受到严重的限制，甚至取消一些国有企业原有的霸主地位，那种不作为，而且与民争利的做法。现在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国有大垄断企业不断的挥霍浪费。光招待费，有的企业就10几个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实际行动，光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谁会相信的。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税收不是要增加，而是要减少。就是对税制要进行重要的改革。首先是个人所得税问题，其次是企业所得税。那也就是说你让老百姓真正感觉到你是在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从经济发展中急于捞政府的好处，跟国民福利进行赛跑。实际上国民福利和政府这些年的收入来讲，不成正比。差距非常大。 另外一方面就是资本市场的开放。让人民币汇率朝着可自由兑换的方向努力。也就是说让人民币升值不再是一种行政措施，不是一种短期的决策，而是一个长期的，依赖于市场利率波动变化的这样一种自动生成机制。 问：那您觉得中国经济面临哪些比较大的现行风险呢？ 首先是有巨大的金融和债务危险，因为地方政府现在举债非常严重，而且从支付债务的能力，以及支付债务的动机来说，都是令人难以放心的。历届政府都是只顾自己借、花。理论上是由下一届政府去还。但是，下届政府又不愿意为上届政府买单，收拾烂摊子，就会再借新的款项。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就会造成债务链越来越长，总有一天它会崩溃。像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金融危机在中国如果一旦发生的话，严重程度会远远超过美国。 第二个风险就是通货膨胀的风险。实际上大家知道人民币贬值现在非常厉害，虽然兑换美元的汇率在逐步升值。人民币贬值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生活指数，消费价格明显上升，而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字和老百姓的体验是远远无法相称的。所以说像这样一些现象是我们在现实中能够看到的。而且国有企业，如果没有国家的补贴和保护的话，国有企业很多都要是破产的。 http://www.botanwang.com/node/10458 来源: 德国之声作者: 任琛 Size: X Keywords:    绕过政改的改革无法实现http://www.botanwang.com/node/10458 有消息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备领导一个特别工作小组，通过雄心勃勃的改革措施振兴经济。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认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只是表面的“修修补补”。 问：最近路透社援引中国政府圈内人士报道称，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通过雄心勃勃的改革而非景气刺激措施振兴经济。为此，将建立一个工作小组，为党的代表会议作准备。另外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智库经济学家透露，习近平将任该工作小组的负责人。他称，习近平要求有"真正的改变"。改革计划的目标之一是提高政府的税收，从而减少对于土地买卖的依赖性；另一个目标是，放松户籍管理，使数以千万计的民工受益。这些消息对于您来说，哪些是新的内容，可信度又如何？ 夏业良：关于领导小组的传说已经听说有一段时间了。据说有6、7个小组，而且大部分小组都是以习近平为组长。只有一个小组是李克强为组长。绕过现有的部门或者权力结构，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这一方面表明了在有些工作协调上认为临时性的这种小组，或者说跨越权力原有部门的这样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可能会更有效。这表明中共内部在权力斗争中，或者说在权力的平衡中还会有一些不和谐的方面，所以它才会成立一些特殊的领导小组。 我认为，目前中共十八大虽然已经召开，但是权力结构并不是非常的稳固。里边还有很多不协调的方面。所以成立这样的小组，可能反映了一些新的权力架构的组合。这是一方面，另外讲到改革的内容的时候，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我想我们大家目前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无论是从体制内部，还是外部的老百姓来看，如果中国想绕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对经济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革，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刚才说的提高税收，减少对土地买卖依赖性。且不说它以后是不是真的能够不依赖土地财政。至少是先把税收提高上来，会让老百姓更加苦不堪言。政府税收现在已经是相当高了。现在不是说政府税收少，而是税收多造成了政府的浪费和腐败。如果再提高税收的话，那就更加没有道理了。更何况，即使税收增加了，土地财政是不是会被废除，这个还很难说，所以如果这样的政策真的实施的话，真的是一种苛政。跟所谓的"维稳"暴政结合在一起，用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来维稳。所以苛政加暴政的话，迟早会让这个国家失去统治的基础。 至于经济领域的改革，我也听说过一些。比如说户籍制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户籍制讲起来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过去说2000年左右的时候要取消户籍制，并在一些城市进行了试点，比如说河南的郑州市。但是，试点一段时间以后立刻又停止了。所谓的试点成功也就是把一些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而已。现在推行的城镇化，和这个其实是密切相关的。所谓城镇化就是让很多农村居民变成城镇居民。这一点如果从户籍放开转换入手的话应该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是随之相关的农民的社会地位、福利以及农民的竞争能力问题，各个方面不是那么容易能在短期内就解决的。所以户籍制度改革，表面上看起来它是单一的一个东西，但实际上它和政治体制是密切联系的。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法治，那么实际上是无法实现这个转换的。 问：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能看到新上任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强调国务院机构职能改革。其间表态要下决心打开转变政府职能的大门，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让政府只做应该做的事情。这种从表面上来看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举措中，我们是否能嗅到一点政治体制改革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不太容易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之前所听到的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无非就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就是大部制。所以内部的修修补补，权力的重新配置我觉得不是人们所期盼的。人们所期盼的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它的改革力度，至少应该和当年邓小平改革开放所实施的一系列重大措施能够相提并论。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小修小补根本称不上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属于改良。包括部分权力下放，它也只是提高效率的行政措施。因为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触及权力核心，也就是一党专制的问题，你不涉及到一个司法独立的问题。然后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力，像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结会、甚至建党的自由。这些都没有的话，谈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呢？ 所以说我现在很不愿意用"改革"这个词，我觉得改革已死。在中国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如果要讲的话，那就是一场政治变革。那么政治变革就要涉及到权力，也就是说共产党愿不愿意放弃这种一党专制的独裁地位。能不能寻找真正的两党，或者多党合作。如果不在这上面做一些最基本的探索的话，实际上还是不愿意启动改革的局面的。 问：从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最近的表态来看，新政府在促进经济改革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紧迫感和决心。也认识到靠政府的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发展已经不再有效。谈到经济改革，您觉得目前最急需进行改革的领域有哪些？ 我觉得，过去十年中，大家都发觉了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国进民退"现象。如果要说经济体制改革的话，至少应该给大家一个崭新的面目，也就是说你再退回到10年前，至少让人感觉民营经济占主体地位。让民营经济的空间越来越大，而国有垄断企业要受到严重的限制，甚至取消一些国有企业原有的霸主地位，那种不作为，而且与民争利的做法。现在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国有大垄断企业不断的挥霍浪费。光招待费，有的企业就10几个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实际行动，光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谁会相信的。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税收不是要增加，而是要减少。就是对税制要进行重要的改革。首先是个人所得税问题，其次是企业所得税。那也就是说你让老百姓真正感觉到你是在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从经济发展中急于捞政府的好处，跟国民福利进行赛跑。实际上国民福利和政府这些年的收入来讲，不成正比。差距非常大。 另外一方面就是资本市场的开放。让人民币汇率朝着可自由兑换的方向努力。也就是说让人民币升值不再是一种行政措施，不是一种短期的决策，而是一个长期的，依赖于市场利率波动变化的这样一种自动生成机制。 问：那您觉得中国经济面临哪些比较大的现行风险呢？ 首先是有巨大的金融和债务危险，因为地方政府现在举债非常严重，而且从支付债务的能力，以及支付债务的动机来说，都是令人难以放心的。历届政府都是只顾自己借、花。理论上是由下一届政府去还。但是，下届政府又不愿意为上届政府买单，收拾烂摊子，就会再借新的款项。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就会造成债务链越来越长，总有一天它会崩溃。像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金融危机在中国如果一旦发生的话，严重程度会远远超过美国。 第二个风险就是通货膨胀的风险。实际上大家知道人民币贬值现在非常厉害，虽然兑换美元的汇率在逐步升值。人民币贬值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生活指数，消费价格明显上升，而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字和老百姓的体验是远远无法相称的。所以说像这样一些现象是我们在现实中能够看到的。而且国有企业，如果没有国家的补贴和保护的话，国有企业很多都要是破产的。 http://www.botanwang.com/node/10458 来源: 德国之声作者: 任琛 Recent Updated: 13 hours ago - Created by 博談網 - View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 to use should be sought to the author - 博談網 谢国忠| 最后的机会中国经济当前情况堪忧，已经变得依靠泡沫将银行贷款和灰色收入转变成政府收入。 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如果泡沫消失，政府就会不稳定；如果泡沫继续，社会就会不稳定。选择是艰难的，但中国必须做出选择。 泡沫是杠杆的一种形式，亦即向未来借钱来实现当前的增长。不安全的食品、受污染的水和空气都是例子，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没有为增长支付足够的成本，但这种成本终究会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的。 但是，中国正在面临劳动力短缺和通胀的问题。现行模式下的增长将会使这两个问题愈加恶化。这种增长怎么会给社会带来益处？ 劳动力短缺其实不是坏事，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很好的背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仍然十分稳固。因此，任何经济结构调整造成的放缓都将是有限的，不会导致具有破坏性的高失业率水平，由此导致的低通胀也会促进社会稳定。 相反，如果中国继续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推动增长，在五年内将会爆发全面的银行危机。继续原有的做法对新一届政府来说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改革是自我生存的必要步骤，无可避免。 延长泡沫内部通胀加外部货币升值，这是一个最易于导致巨大泡沫的宏观因素组合。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以及2005年以来的中国都遇到了这种情况。 东亚发展模式的基础是制造业出口。当货币升值的压力具体化以后，就会出现针对它的政治阻力。这种阻力会导致货币供应快速增长，国内出现通胀以及国外对于本国货币大幅升值的持续期望。 然后，大环境会将货币增量中的很大一部分投入房地产市场。由于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吸纳了大量资金，这在一段时间内延缓了通胀影响的出现，从而将上述组合模式合理化。 中国的货币升值压力出现于2004年。在这个问题变成一个中美政治问题之后，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便引发了大规模的热钱通胀。自那时起，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便翻了两番。货币增量大部分都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反过来又变成了政府收入。 像所有国家一样，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也是一种货币现象。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的投机热潮冷却了。美国和欧洲投机者落荒而逃，引火烧身的景象也吓退了中国的投机者。中国经济面临出口下滑和泡沫破裂的双重危险。 2008年-2009年，中国的大规模刺激政策被某些学者从支持就业的角度加以合理化。但是，它的实际结果是通过宽松的银行借贷资助并恢复了投机。 这给中国的投机者带来了足够的底气，即使全世界的泡沫都破裂了，中国也依然屹立不倒。这种心理使得政府在短期内可以绰绰有余地维持增长，但是其长远结果非常严重。 2012年，中国经济又再次重炒泡沫这盘剩饭。当市场在年中冻结的时候，国有企业用借来的钱哄抬土地价格，制造了上涨的价格曲线。其心理影响最终说服了投资者再次入场。事实上，是银行宽松的借贷标准助长了投机复兴。 中国政府也会不时地引入打击炒楼活动的紧缩政策。然而这些措施从来没有严重到可以杜绝投机，只是令投机放缓和扩展罢了。这些措施屡屡失效，让人们继续维持了这样的梦想，那就是当政府再次主动放松政策或顶不住压力的时候，价格就会再次上涨。正是这个梦想留住了大量的投机者。 最近推出的20%资本利得税措施就是最新的例子，尽管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充实。 在短期内，这一税种引发了一场投机者在政策正式实施前大量交易的热潮，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但是投机的复苏只是长期熊市的一次反弹罢了。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投机很快就会结束。但是政府的行为将会说服投机者认为市场的冷却都是政府行动的结果，而不是宏观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维持了投机者的希望。他们不会离场。一旦政府取消若干紧缩政策，投机者就会再次回来。 中国房地产市场对于将灰色收入纳入政府收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灰色收入的规模很大，很可能会达到GDP的十分之一。如果这部分资金离开中国，将会引发货币贬值。 这正是中国的泡沫与日本或东南亚的泡沫的不同之处，也是房地产调控政策总是半心半意的原因。 在150年的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投机和腐败是两个孪生恶魔。它们破坏了政治体系的稳定，使中国偏离了发展道路。中国人民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高度的竞争力。在一个合理稳健的体系内，中国可以上升到全球经济的顶层。然而，在过去五年里，上述孪生恶魔再次出现了。 长期熊市中国货币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了，因为全球经济疲软拉低了中国出口增长的速度。 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在未来的很多年里都会抑制这些国家的需求。因此，中国的货币增长率很可能会下滑。如果中国的货币增长目标实质上高于出口增长速度，将会导致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东亚模式的泡沫总是和出口繁荣一同终结。因为正如前文所述，泡沫依赖于内部通胀和外部升值。一旦出口繁荣终结，这两个条件便无法同时满足。 货币环境变化同人口老龄化和房地产需求下滑基本吻合。在快速工业化时期，由于抚养孩子的成本上涨，人口出生率会自然下滑。独生子女政策放大了这种趋势。这就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如此迅速的原因。 2012年，中国的人均收入约为6000美元，劳动适龄人口却有所减少。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在如此低的收入水平上出现过这种现象。这一因素很可能使得中国的房地产熊市比日本更加严重。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尽管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需求还是会继续增加。这种想法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 现在很少有青壮年还留在农村。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增长阶段很可能已经结束了。大城市由于更好的就业机会吸引小城市的人口从而继续增长。但是，这只是一个再分配的故事，而不是绝对的增长。 依靠数量增长的发展战略在中国已经到达极限。从信贷、环境到资产价格，已经没有这种策略继续发展的空间了。 在过去五年间，经济增长对提高生活质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通胀抵消了工资的增加。如果将房地产价格考虑在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 另一方面，食品安全、水和空气污染、医疗卫生和教育成本，对于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来说是都是沉重的负担，在他们真正成长起来之前就会压垮他们。 控制货币供应对维持中国经济的稳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必须相当于实际GDP的增长率与通胀目标之和。如果实际GDP增长率为7%，通胀目标为3%，货币供应就需要控制在10%的增长速度。我相信，中国的稳定在货币供应增长超过10%之后将无法持续。 增长引擎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并没有结束。在人均收入6000美元的水平上，中国生产力增长的空间还是巨大的。可以通过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来重启增长。 跨国公司在中国和发达国家都有工厂。这些在中国工厂的生产力并不低于后者的水平。这表明中国的劳动生产力足以挣到更高水平的收入。平均生产率较低的原因是资源集中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 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约占GDP的40％。房地产是一种非生产性资产。它之所以值钱，是因为使用它的人在其他一些活动上具有生产力。那种认为房地产由于升值而具备生产力的说法，只不过是一场庞氏骗局。 资源集中在非生产领域将会降低经济总体的效率，减缓增长速度。大规模国有部门投资的效率在过去五年里有大幅度下滑。中国国有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只有6%，而标准普尔500强企业的回报率则为22％。 资本的回报率越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金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如此需要信贷的原因。这当然是一条死胡同，结果只能是通胀、货币贬值和金融危机。 改革，而非刺激，才是增长的引擎。 首先，在经济濒临边缘之时，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不应当成为政府不作为的理由。毕竟，中国政府是公认的强势政府。 其次，存在一个有效的选择，这就是将公共支出控制在当前的水平，而不是将其进行削减。对于这种局面，既得利益集团应当能够接受。 中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很高。这就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一直很稳固的原因。 即使是在纺织和服装等劳动力密集行业，中国仍然高居世界首位，规模是越南的十倍，尽管越南的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一半。在电子行业，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拿走中国的市场份额；在机械行业，也绝对是中国称雄。 一旦国有部门控制支出，资本供应增长将会走向家庭部门和私营企业。整体资本效率将会逐步提高。中国经济将会通过生产力的提高而重获增长动力。世界上没有其他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具备勇往直前的机会。 中国经济其实还拥有巨大的未开发的劳动生产力，一旦这部分生产力释放出来，将会解决这个国家现在所面临的全部问题。所需要的就是国有部门后退一步，这执行起来应该没有那么困难。 —————— 欢迎邮件订阅中国数字时代，任发送一封邮件至sub@chinadigitaltimes.net即可成功订阅，接收每日电邮，无需翻墙（为避免电邮进入垃圾邮箱，请把cdtchinese@chinadigitaltimes.net添加为您的联系人）。欢迎RSS订阅中国数字时代，在谷歌阅读器等输入相应RSS地址，可成功订阅。订阅地址：http://goo.gl/lSx6M 注意：为了您的安全和便利，请使用Gmail，Hotmail 等墙外电邮服务。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数字时代编辑助理：cdtchinese@chinadigitaltimes.net Size: 408 X 482 Keywords:    谢国忠| 最后的机会中国经济当前情况堪忧，已经变得依靠泡沫将银行贷款和灰色收入转变成政府收入。 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如果泡沫消失，政府就会不稳定；如果泡沫继续，社会就会不稳定。选择是艰难的，但中国必须做出选择。 泡沫是杠杆的一种形式，亦即向未来借钱来实现当前的增长。不安全的食品、受污染的水和空气都是例子，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没有为增长支付足够的成本，但这种成本终究会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的。 但是，中国正在面临劳动力短缺和通胀的问题。现行模式下的增长将会使这两个问题愈加恶化。这种增长怎么会给社会带来益处？ 劳动力短缺其实不是坏事，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很好的背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仍然十分稳固。因此，任何经济结构调整造成的放缓都将是有限的，不会导致具有破坏性的高失业率水平，由此导致的低通胀也会促进社会稳定。 相反，如果中国继续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推动增长，在五年内将会爆发全面的银行危机。继续原有的做法对新一届政府来说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改革是自我生存的必要步骤，无可避免。 延长泡沫内部通胀加外部货币升值，这是一个最易于导致巨大泡沫的宏观因素组合。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以及2005年以来的中国都遇到了这种情况。 东亚发展模式的基础是制造业出口。当货币升值的压力具体化以后，就会出现针对它的政治阻力。这种阻力会导致货币供应快速增长，国内出现通胀以及国外对于本国货币大幅升值的持续期望。 然后，大环境会将货币增量中的很大一部分投入房地产市场。由于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吸纳了大量资金，这在一段时间内延缓了通胀影响的出现，从而将上述组合模式合理化。 中国的货币升值压力出现于2004年。在这个问题变成一个中美政治问题之后，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便引发了大规模的热钱通胀。自那时起，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便翻了两番。货币增量大部分都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反过来又变成了政府收入。 像所有国家一样，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也是一种货币现象。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的投机热潮冷却了。美国和欧洲投机者落荒而逃，引火烧身的景象也吓退了中国的投机者。中国经济面临出口下滑和泡沫破裂的双重危险。 2008年-2009年，中国的大规模刺激政策被某些学者从支持就业的角度加以合理化。但是，它的实际结果是通过宽松的银行借贷资助并恢复了投机。 这给中国的投机者带来了足够的底气，即使全世界的泡沫都破裂了，中国也依然屹立不倒。这种心理使得政府在短期内可以绰绰有余地维持增长，但是其长远结果非常严重。 2012年，中国经济又再次重炒泡沫这盘剩饭。当市场在年中冻结的时候，国有企业用借来的钱哄抬土地价格，制造了上涨的价格曲线。其心理影响最终说服了投资者再次入场。事实上，是银行宽松的借贷标准助长了投机复兴。 中国政府也会不时地引入打击炒楼活动的紧缩政策。然而这些措施从来没有严重到可以杜绝投机，只是令投机放缓和扩展罢了。这些措施屡屡失效，让人们继续维持了这样的梦想，那就是当政府再次主动放松政策或顶不住压力的时候，价格就会再次上涨。正是这个梦想留住了大量的投机者。 最近推出的20%资本利得税措施就是最新的例子，尽管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充实。 在短期内，这一税种引发了一场投机者在政策正式实施前大量交易的热潮，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但是投机的复苏只是长期熊市的一次反弹罢了。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投机很快就会结束。但是政府的行为将会说服投机者认为市场的冷却都是政府行动的结果，而不是宏观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维持了投机者的希望。他们不会离场。一旦政府取消若干紧缩政策，投机者就会再次回来。 中国房地产市场对于将灰色收入纳入政府收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灰色收入的规模很大，很可能会达到GDP的十分之一。如果这部分资金离开中国，将会引发货币贬值。 这正是中国的泡沫与日本或东南亚的泡沫的不同之处，也是房地产调控政策总是半心半意的原因。 在150年的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投机和腐败是两个孪生恶魔。它们破坏了政治体系的稳定，使中国偏离了发展道路。中国人民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高度的竞争力。在一个合理稳健的体系内，中国可以上升到全球经济的顶层。然而，在过去五年里，上述孪生恶魔再次出现了。 长期熊市中国货币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了，因为全球经济疲软拉低了中国出口增长的速度。 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在未来的很多年里都会抑制这些国家的需求。因此，中国的货币增长率很可能会下滑。如果中国的货币增长目标实质上高于出口增长速度，将会导致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东亚模式的泡沫总是和出口繁荣一同终结。因为正如前文所述，泡沫依赖于内部通胀和外部升值。一旦出口繁荣终结，这两个条件便无法同时满足。 货币环境变化同人口老龄化和房地产需求下滑基本吻合。在快速工业化时期，由于抚养孩子的成本上涨，人口出生率会自然下滑。独生子女政策放大了这种趋势。这就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如此迅速的原因。 2012年，中国的人均收入约为6000美元，劳动适龄人口却有所减少。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在如此低的收入水平上出现过这种现象。这一因素很可能使得中国的房地产熊市比日本更加严重。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尽管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需求还是会继续增加。这种想法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 现在很少有青壮年还留在农村。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增长阶段很可能已经结束了。大城市由于更好的就业机会吸引小城市的人口从而继续增长。但是，这只是一个再分配的故事，而不是绝对的增长。 依靠数量增长的发展战略在中国已经到达极限。从信贷、环境到资产价格，已经没有这种策略继续发展的空间了。 在过去五年间，经济增长对提高生活质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通胀抵消了工资的增加。如果将房地产价格考虑在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 另一方面，食品安全、水和空气污染、医疗卫生和教育成本，对于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来说是都是沉重的负担，在他们真正成长起来之前就会压垮他们。 控制货币供应对维持中国经济的稳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必须相当于实际GDP的增长率与通胀目标之和。如果实际GDP增长率为7%，通胀目标为3%，货币供应就需要控制在10%的增长速度。我相信，中国的稳定在货币供应增长超过10%之后将无法持续。 增长引擎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并没有结束。在人均收入6000美元的水平上，中国生产力增长的空间还是巨大的。可以通过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来重启增长。 跨国公司在中国和发达国家都有工厂。这些在中国工厂的生产力并不低于后者的水平。这表明中国的劳动生产力足以挣到更高水平的收入。平均生产率较低的原因是资源集中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 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约占GDP的40％。房地产是一种非生产性资产。它之所以值钱，是因为使用它的人在其他一些活动上具有生产力。那种认为房地产由于升值而具备生产力的说法，只不过是一场庞氏骗局。 资源集中在非生产领域将会降低经济总体的效率，减缓增长速度。大规模国有部门投资的效率在过去五年里有大幅度下滑。中国国有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只有6%，而标准普尔500强企业的回报率则为22％。 资本的回报率越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金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如此需要信贷的原因。这当然是一条死胡同，结果只能是通胀、货币贬值和金融危机。 改革，而非刺激，才是增长的引擎。 首先，在经济濒临边缘之时，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不应当成为政府不作为的理由。毕竟，中国政府是公认的强势政府。 其次，存在一个有效的选择，这就是将公共支出控制在当前的水平，而不是将其进行削减。对于这种局面，既得利益集团应当能够接受。 中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很高。这就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一直很稳固的原因。 即使是在纺织和服装等劳动力密集行业，中国仍然高居世界首位，规模是越南的十倍，尽管越南的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一半。在电子行业，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拿走中国的市场份额；在机械行业，也绝对是中国称雄。 一旦国有部门控制支出，资本供应增长将会走向家庭部门和私营企业。整体资本效率将会逐步提高。中国经济将会通过生产力的提高而重获增长动力。世界上没有其他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具备勇往直前的机会。 中国经济其实还拥有巨大的未开发的劳动生产力，一旦这部分生产力释放出来，将会解决这个国家现在所面临的全部问题。所需要的就是国有部门后退一步，这执行起来应该没有那么困难。 —————— 欢迎邮件订阅中国数字时代，任发送一封邮件至sub@chinadigitaltimes.net即可成功订阅，接收每日电邮，无需翻墙（为避免电邮进入垃圾邮箱，请把cdtchinese@chinadigitaltimes.net添加为您的联系人）。欢迎RSS订阅中国数字时代，在谷歌阅读器等输入相应RSS地址，可成功订阅。订阅地址：http://goo.gl/lSx6M 注意：为了您的安全和便利，请使用Gmail，Hotmail 等墙外电邮服务。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数字时代编辑助理：cdtchinese@chinadigitaltimes.net Recent Updated: 13 days ago - Created by 中国数字时代 - View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 to use should be sought to the author - 中国数字时代 华尔街日报| 寻求安稳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求职受挫谢超波（音）认为自己的条件可以在一家大国企谋求一份工作。他是中国最顶尖学府之一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的研究生。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政府最重视的一个领域──环境工程。此外，他正在试验新技术，以帮助找出水中的污染物。他应该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然而，他到目前为止已经申请了30家公司，仅获得了四次面试机会，而且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一份工作。 谢超波的父母都是企业家，他们曾经创办过生产玻璃和鞋类的企业，现在经营着一家生产水泵的公司。尽管如此，谢超波却没有兴趣在民营企业工作。这名24岁的工程专业的学生说，中国的学生从小就被教导要寻求稳定，规避风险。 过去10年，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增长了六倍，达到每年600万人以上。这种前所未有的供大于求的局面导致工资被压低，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在校学生则担心他们的未来。多个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中国毕业生想在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工作，而不是为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民营企业。政府和国有企业被认为能免受经济萧条的影响。这些调查显示，如今几乎没有大学生愿意放弃政府的铁饭碗而下海、加入初创企业或自己创业，虽然这一代人的父母有很多在上世纪90年代就是这么做的。 中国的经济学家担心，企业家精神的弱化将会影响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和成为富裕国家的能力。清华大学经济学家李宏彬说，当前的教育体制培养不出创新人才，国家因此更加难以实现建设创新型社会的长期目标。李宏彬专注于教育方面的研究，并参与了上述一些调查。 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经济学家甘犁2011年对8,400个中国家庭进行的调查显示，在21岁到25岁的人中，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为16.4%，这一比例是小学毕业后辍学者比例的四倍。大学应届毕业生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并不如意。清华大学李宏彬的调查显示，2011年，将近一半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低于外来务工人员。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来自中国的农村，在城市的工厂和建筑工地工作。 在山西大学求职的学生即使在大学努力学习，也不会有太大区别。李宏彬发现，和成绩普通的学生相比，成绩优异的毕业生起薪要低大约10%。许多学生认为，这是因为一些成绩普通的学生有更好的政治关系。 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进一步削弱了大学生承受风险的意愿。一些只能生育一个子女的父母说，他们的家庭没有犯错的余地。他们不愿意让子女冒险在民营公司工作。在寻找配偶时，在政府工作也是一个优势。董林山（音）是一名国际贸易专业的毕业生，她的母亲郑江秋（音）最近在温州吃午饭时告诉她，如果你是公务员，相亲的时候会非常抢手。温州是中国南部一个以民营企业闻名的城市。 五位研究人员比较了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和中国三所顶尖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以及北京师范大学(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的工科学生。结果发现中美两国大多数学生的梦想都是创办自己的企业。但等到了将梦想变为现实的那一刻，只有3%的中国学生表示自己会进入一家初创企业，相比之下有这一想法的斯坦福大学学生占比达22%。希望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中国学生数量是斯坦福大学学生的10倍。 斯坦福大学的博斯韦尔(Matthew Boswell)领导了上述研究项目。他说，和斯坦福大学的学生相比，中国学生能够动用的风险资本和科研经费没有那么多。这些资源能够帮助那些希望成为创业家的学生抵消因试图创新而可能面临的风险。 工程学学生谢超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份工作供职于一家西方金融企业的34岁的中国经济学家说，中国学生也明白政府在商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位经济学家回忆说：我毕业的时候，我希望成为像苹果公司(Apple)创始人乔布斯(Steve Jobs)那样的人。因此他寻找西方企业的工作机会，以便学习现代经商之道。但他说，在中国，哪怕是著名企业家也不得不向政府低头。这打击了企业家的主动性。 那些试图通过大规模普及大学教育推动经济发展的其它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中国当前面临的困境。这些国家随后发现他们无法为大学毕业生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在拉丁美洲、韩国、印度和其他地方，这一问题导致出现了针对“人才外流”的抱怨，因为大学毕业生都到美国或欧洲寻找机会去了。 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尽管30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到10%，但中国大学毕业生依然难以找到工作。所有年龄段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约为3%，远低于小学毕业后辍学人群的失业率。但对近年来毕业的大学生而言，需要大学教育的工作岗位数量不够。 中国大规模普及大学教育的热潮始于2000年左右，并通过将职业学校变为四年制大学的做法加快了这一进程。随着中国家庭收入的增长，有更多家庭能够承担大学学费。但大学学费即使对于按中国标准衡量算是“中产阶级”的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决定课程设置和研究领域的主要是中国教育部或省级官员，地方用人企业很少参与其中。这一做法造成的结果是，很多学校教育出来的毕业生和用人单位需要的技能之间存在错配。清华大学的李宏彬说，雇主开的工资不高是因为，他们认为大学毕业生不值那么多钱。 大学生将政府工作视为生命线。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去年有创纪录的110万学生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比上年多了13%。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在中国北方城市哈尔滨，去年秋天有3,000名大学毕业生申请大约1,000个就业岗位，这些岗位涉及的工作多是街道清洁工、司机和其它卫生部门工种。在中国北方煤炭资源地带的中心城市太原，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大四学生郭一涵（音）说，他宁可参军，也不去民营企业当会计，后者的起薪约为每月250美元。 清华大学的李宏彬在2010年对50所院校的学生进行了调查，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说，他们希望在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任职，只有11%的人表示希望自己创业。由于没有足够的政府职位，36%的学生最终会进入民营企业就业，另有4%自主创业。大约10%的学生在外企工作。 北京方面试图重新点燃年轻人的创业精神，包括吸引在海外学习并居留的中国企业家和年轻专业人士回国，为他们提供福利分房、研究资金以及最高16万美元的奖金。北京智库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主任王辉耀说，自2008年以来，只有3,300位专业人士接受了这些条件。 包括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的复旦大学在内的中国精英高校都建立了孵化器项目，帮助企业家为高校进行的研究项目开发商业应用。 但人才仍在继续从中国流失。中国政府数据显示，1996年至2011年之间，中国有220万学生赴海外留学，回国的只有三分之一。 现年27岁的戴雨森在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Stanford's School of Engineering)学习之后，于2009年回国。他创立了化妆品团购网站聚美优品(Jumei.com)，现在该网站有1,700名员工，戴雨森也成为中国创业家精神的招牌人物。 他说，他在斯坦福学到了有关团队建设的重要经验，并在与知名硅谷企业家见面的过程中获得了自信。他说，年轻中国企业家的成功可能最终改变大学毕业生在就业时首先考虑保障的态度。 这仍需要时间。2009年，江苏师范大学生物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景明（音）联合一帮朋友开了一家酸奶制作公司。他们转移到南通市建立业务。但在得知了他们将面对的繁文缛节和下层腐败之后（包括为一些官员报销手机费），他们放弃了梦想。景明后来去了一家国有的环境监测公司。 上世纪90年代，众多小企业将位于中国东南部的温州从荒僻之地变成了有300万家企业的繁华都市。温州市中心有一座巴黎凯旋门的复制品，其市郊则密布工厂。当地人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经商。当时政府在温州和其他地方关闭了上万家亏损的国有企业，导致数百万工人下岗。 但创业家们却没有被奉为救世英雄，而是遭遇了许多居民的怀疑目光。很多人都记得破产的工厂老板没有支付工人工资就关门潜逃的事情。与此同时，许多存活下来的中国国企在上个10年蓬勃发展，如今主导着银行、交通、能源和其他利润丰厚的领域，从而成为毕业生向往的雇主。 政府数据显示，外资企业2000年支付的工资比国企平均高出40%。但到2011年，这个差距缩小到仅为11%。另外，国企还会提供外企所无法提供的一些福利，如办理居住证，从而让新员工得以携带家属，以及让子女上好学校。 人力资源公司韬睿惠悦(Towers Watson)驻北京咨询师林杰文(Jim Leininger)说，国企能提供的东西很多，它们财大气粗，知名度高，会让人产生很强的民族自豪感，而且在那里还能积攒人脉。 其实中国政府本身就被人们看作是相当可靠的雇主，基本上不会有裁员的风险。虽然政府支付给公务员的工资不如国企，但在政府工作受人尊敬和羡慕。而且大学毕业生已经意识到，政府高官的决定能影响企业的生死，也能为“不拘小节”的公务员提供获取灰色收入的机会。 清华研究生、身为温州人的谢超波说，有时你不得不求着政府官员。他说，父母希望他做公务员，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这样可能会照顾到家族企业的生意。谢超波说，跟政府官员打交道时，你就得装孙子，巴结那些当权者。他说，自己不愿到私企工作，因为可能安排给你的工作就是要求人。 25岁的董林山是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的毕业生，该校用英语授课。她说，自己本希望学习那种“批判性思考”方式。身为温州鞋子出口商的她叔叔和其他雇主都说，中国大学毕业生缺乏这种思考能力。董林山说，大学教育让她看待这个世界的眼界比其温州同龄人更加宽广，但这个学历只让她得到了几个薪资很低的工作机会，如某语言学校的外教助理。 董林山说，在中国私企工作，家里人会觉得没面子，那些公司都没有名气。 后来她又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读了研究生，去年11月毕业，这一次她瞄准的是国有银行的工作。董林山发出了50份简历，得到了银行的六个面试机会，但到目前为止工作还没有着落。 她前不久再次对母亲说，不会再考公务员，觉得那种工作很无聊，可能会让人堕落，但会继续找下去，目标是国企的稳定工作。在董林山看来，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去初创企业工作风险性太大。 她说，在叔叔的制鞋工厂里工作是最后的选择。她说，办公司一点都不酷，如果在努力后失败了，别人会笑话的。 BOB DAVIS —————— 欢迎邮件订阅中国数字时代，任发送一封邮件至sub@chinadigitaltimes.net即可成功订阅，接收每日电邮，无需翻墙（为避免电邮进入垃圾邮箱，请把cdtchinese@chinadigitaltimes.net添加为您的联系人）。欢迎RSS订阅中国数字时代，在谷歌阅读器等输入相应RSS地址，可成功订阅。订阅地址：http://goo.gl/lSx6M 注意：为了您的安全和便利，请使用Gmail，Hotmail 等墙外电邮服务。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数字时代编辑助理：cdtchinese@chinadigitaltimes.net Size: 545 X 920 Keywords:    华尔街日报| 寻求安稳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求职受挫谢超波（音）认为自己的条件可以在一家大国企谋求一份工作。他是中国最顶尖学府之一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的研究生。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政府最重视的一个领域──环境工程。此外，他正在试验新技术，以帮助找出水中的污染物。他应该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然而，他到目前为止已经申请了30家公司，仅获得了四次面试机会，而且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一份工作。 谢超波的父母都是企业家，他们曾经创办过生产玻璃和鞋类的企业，现在经营着一家生产水泵的公司。尽管如此，谢超波却没有兴趣在民营企业工作。这名24岁的工程专业的学生说，中国的学生从小就被教导要寻求稳定，规避风险。 过去10年，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增长了六倍，达到每年600万人以上。这种前所未有的供大于求的局面导致工资被压低，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在校学生则担心他们的未来。多个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中国毕业生想在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工作，而不是为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民营企业。政府和国有企业被认为能免受经济萧条的影响。这些调查显示，如今几乎没有大学生愿意放弃政府的铁饭碗而下海、加入初创企业或自己创业，虽然这一代人的父母有很多在上世纪90年代就是这么做的。 中国的经济学家担心，企业家精神的弱化将会影响中国实现经济转型和成为富裕国家的能力。清华大学经济学家李宏彬说，当前的教育体制培养不出创新人才，国家因此更加难以实现建设创新型社会的长期目标。李宏彬专注于教育方面的研究，并参与了上述一些调查。 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经济学家甘犁2011年对8,400个中国家庭进行的调查显示，在21岁到25岁的人中，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为16.4%，这一比例是小学毕业后辍学者比例的四倍。大学应届毕业生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并不如意。清华大学李宏彬的调查显示，2011年，将近一半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低于外来务工人员。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来自中国的农村，在城市的工厂和建筑工地工作。 在山西大学求职的学生即使在大学努力学习，也不会有太大区别。李宏彬发现，和成绩普通的学生相比，成绩优异的毕业生起薪要低大约10%。许多学生认为，这是因为一些成绩普通的学生有更好的政治关系。 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进一步削弱了大学生承受风险的意愿。一些只能生育一个子女的父母说，他们的家庭没有犯错的余地。他们不愿意让子女冒险在民营公司工作。在寻找配偶时，在政府工作也是一个优势。董林山（音）是一名国际贸易专业的毕业生，她的母亲郑江秋（音）最近在温州吃午饭时告诉她，如果你是公务员，相亲的时候会非常抢手。温州是中国南部一个以民营企业闻名的城市。 五位研究人员比较了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和中国三所顶尖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以及北京师范大学(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的工科学生。结果发现中美两国大多数学生的梦想都是创办自己的企业。但等到了将梦想变为现实的那一刻，只有3%的中国学生表示自己会进入一家初创企业，相比之下有这一想法的斯坦福大学学生占比达22%。希望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中国学生数量是斯坦福大学学生的10倍。 斯坦福大学的博斯韦尔(Matthew Boswell)领导了上述研究项目。他说，和斯坦福大学的学生相比，中国学生能够动用的风险资本和科研经费没有那么多。这些资源能够帮助那些希望成为创业家的学生抵消因试图创新而可能面临的风险。 工程学学生谢超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份工作供职于一家西方金融企业的34岁的中国经济学家说，中国学生也明白政府在商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位经济学家回忆说：我毕业的时候，我希望成为像苹果公司(Apple)创始人乔布斯(Steve Jobs)那样的人。因此他寻找西方企业的工作机会，以便学习现代经商之道。但他说，在中国，哪怕是著名企业家也不得不向政府低头。这打击了企业家的主动性。 那些试图通过大规模普及大学教育推动经济发展的其它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中国当前面临的困境。这些国家随后发现他们无法为大学毕业生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在拉丁美洲、韩国、印度和其他地方，这一问题导致出现了针对“人才外流”的抱怨，因为大学毕业生都到美国或欧洲寻找机会去了。 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尽管30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到10%，但中国大学毕业生依然难以找到工作。所有年龄段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约为3%，远低于小学毕业后辍学人群的失业率。但对近年来毕业的大学生而言，需要大学教育的工作岗位数量不够。 中国大规模普及大学教育的热潮始于2000年左右，并通过将职业学校变为四年制大学的做法加快了这一进程。随着中国家庭收入的增长，有更多家庭能够承担大学学费。但大学学费即使对于按中国标准衡量算是“中产阶级”的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决定课程设置和研究领域的主要是中国教育部或省级官员，地方用人企业很少参与其中。这一做法造成的结果是，很多学校教育出来的毕业生和用人单位需要的技能之间存在错配。清华大学的李宏彬说，雇主开的工资不高是因为，他们认为大学毕业生不值那么多钱。 大学生将政府工作视为生命线。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去年有创纪录的110万学生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比上年多了13%。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在中国北方城市哈尔滨，去年秋天有3,000名大学毕业生申请大约1,000个就业岗位，这些岗位涉及的工作多是街道清洁工、司机和其它卫生部门工种。在中国北方煤炭资源地带的中心城市太原，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大四学生郭一涵（音）说，他宁可参军，也不去民营企业当会计，后者的起薪约为每月250美元。 清华大学的李宏彬在2010年对50所院校的学生进行了调查，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说，他们希望在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任职，只有11%的人表示希望自己创业。由于没有足够的政府职位，36%的学生最终会进入民营企业就业，另有4%自主创业。大约10%的学生在外企工作。 北京方面试图重新点燃年轻人的创业精神，包括吸引在海外学习并居留的中国企业家和年轻专业人士回国，为他们提供福利分房、研究资金以及最高16万美元的奖金。北京智库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主任王辉耀说，自2008年以来，只有3,300位专业人士接受了这些条件。 包括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上海的复旦大学在内的中国精英高校都建立了孵化器项目，帮助企业家为高校进行的研究项目开发商业应用。 但人才仍在继续从中国流失。中国政府数据显示，1996年至2011年之间，中国有220万学生赴海外留学，回国的只有三分之一。 现年27岁的戴雨森在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Stanford's School of Engineering)学习之后，于2009年回国。他创立了化妆品团购网站聚美优品(Jumei.com)，现在该网站有1,700名员工，戴雨森也成为中国创业家精神的招牌人物。 他说，他在斯坦福学到了有关团队建设的重要经验，并在与知名硅谷企业家见面的过程中获得了自信。他说，年轻中国企业家的成功可能最终改变大学毕业生在就业时首先考虑保障的态度。 这仍需要时间。2009年，江苏师范大学生物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景明（音）联合一帮朋友开了一家酸奶制作公司。他们转移到南通市建立业务。但在得知了他们将面对的繁文缛节和下层腐败之后（包括为一些官员报销手机费），他们放弃了梦想。景明后来去了一家国有的环境监测公司。 上世纪90年代，众多小企业将位于中国东南部的温州从荒僻之地变成了有300万家企业的繁华都市。温州市中心有一座巴黎凯旋门的复制品，其市郊则密布工厂。当地人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经商。当时政府在温州和其他地方关闭了上万家亏损的国有企业，导致数百万工人下岗。 但创业家们却没有被奉为救世英雄，而是遭遇了许多居民的怀疑目光。很多人都记得破产的工厂老板没有支付工人工资就关门潜逃的事情。与此同时，许多存活下来的中国国企在上个10年蓬勃发展，如今主导着银行、交通、能源和其他利润丰厚的领域，从而成为毕业生向往的雇主。 政府数据显示，外资企业2000年支付的工资比国企平均高出40%。但到2011年，这个差距缩小到仅为11%。另外，国企还会提供外企所无法提供的一些福利，如办理居住证，从而让新员工得以携带家属，以及让子女上好学校。 人力资源公司韬睿惠悦(Towers Watson)驻北京咨询师林杰文(Jim Leininger)说，国企能提供的东西很多，它们财大气粗，知名度高，会让人产生很强的民族自豪感，而且在那里还能积攒人脉。 其实中国政府本身就被人们看作是相当可靠的雇主，基本上不会有裁员的风险。虽然政府支付给公务员的工资不如国企，但在政府工作受人尊敬和羡慕。而且大学毕业生已经意识到，政府高官的决定能影响企业的生死，也能为“不拘小节”的公务员提供获取灰色收入的机会。 清华研究生、身为温州人的谢超波说，有时你不得不求着政府官员。他说，父母希望他做公务员，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这样可能会照顾到家族企业的生意。谢超波说，跟政府官员打交道时，你就得装孙子，巴结那些当权者。他说，自己不愿到私企工作，因为可能安排给你的工作就是要求人。 25岁的董林山是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的毕业生，该校用英语授课。她说，自己本希望学习那种“批判性思考”方式。身为温州鞋子出口商的她叔叔和其他雇主都说，中国大学毕业生缺乏这种思考能力。董林山说，大学教育让她看待这个世界的眼界比其温州同龄人更加宽广，但这个学历只让她得到了几个薪资很低的工作机会，如某语言学校的外教助理。 董林山说，在中国私企工作，家里人会觉得没面子，那些公司都没有名气。 后来她又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读了研究生，去年11月毕业，这一次她瞄准的是国有银行的工作。董林山发出了50份简历，得到了银行的六个面试机会，但到目前为止工作还没有着落。 她前不久再次对母亲说，不会再考公务员，觉得那种工作很无聊，可能会让人堕落，但会继续找下去，目标是国企的稳定工作。在董林山看来，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去初创企业工作风险性太大。 她说，在叔叔的制鞋工厂里工作是最后的选择。她说，办公司一点都不酷，如果在努力后失败了，别人会笑话的。 BOB DAVIS —————— 欢迎邮件订阅中国数字时代，任发送一封邮件至sub@chinadigitaltimes.net即可成功订阅，接收每日电邮，无需翻墙（为避免电邮进入垃圾邮箱，请把cdtchinese@chinadigitaltimes.net添加为您的联系人）。欢迎RSS订阅中国数字时代，在谷歌阅读器等输入相应RSS地址，可成功订阅。订阅地址：http://goo.gl/lSx6M 注意：为了您的安全和便利，请使用Gmail，Hotmail 等墙外电邮服务。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数字时代编辑助理：cdtchinese@chinadigitaltimes.net Recent Updated: 13 days ago - Created by 中国数字时代 - View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 to use should be sought to the author - 中国数字时代 白莲花:公有制：又名国有制，名义上是指国家财产为全体国民所有，但实际上普通国民对其没有支配权。国家为了管理国有资产，任用了庞大的官僚队伍，官僚虽然不直接占有这些国有资产，但却是国有资产的真正支配者，只有他们有权挥霍、处置这些不在他们名下的财产，为此所谓的公有制实际是官僚所有制！ Size: 286 X 244 Keywords:    白莲花:公有制：又名国有制，名义上是指国家财产为全体国民所有，但实际上普通国民对其没有支配权。国家为了管理国有资产，任用了庞大的官僚队伍，官僚虽然不直接占有这些国有资产，但却是国有资产的真正支配者，只有他们有权挥霍、处置这些不在他们名下的财产，为此所谓的公有制实际是官僚所有制！ Recent Updated: 1 month ago - Created by 艾共和 - View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 to use should be sought to the author - 艾共和 加拿大多個組織聯合舉辦“人權及加中關係”論壇加拿大各反對黨及在加拿大的中國民運團體、藏人社區、維吾爾社區及法輪功修煉群體等，都要求加拿大嚴重關注中國的人權迫害現狀，審慎對待中國對加拿大能源領域的投資。 加拿大“一個自由世界國際”組織及民主中國陣線、加拿大西藏協會、加拿大維吾爾社區、加拿大法輪大法會，於星期一（2013年3月25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的政府議會中心大廈，聯合舉辦題為：“人權及加中關係——研討加拿大中國投資保護法及中共收購加拿大能源公司尼克森案”論壇。 包括加拿大執政保守黨，反對黨新民主黨、自由黨、綠黨國會議員代表都到場參與討論，並表達了對中共滲透加拿大能源領域的關注和擔憂。 中國民主運動組織民主中國陣線及在加拿大的藏人社區、維吾爾社區及法輪功修煉群體的代表都在論壇作了專題發言。民陣代表在發言中強調了中共對加拿大社區的滲透，特別提請加拿大各界，不要忘記在中國服無期徒刑的中國民主運動先驅王炳章博士。法輪功代表和藏人及維吾爾社區代表，也都介紹了各自族裔及社群遭受的人權迫害現狀。隨後，加拿大幾個大黨的國會議員也都對中國的人權現狀及中共對加拿大能源領域投資及滲透這一議題進行了表態和闡述。 自由黨國會議員馬克.艾金（Mark Eyking)表示，對於中共國有企業對加拿大能源領域的投資應該謹慎。他並建議，加拿大國會設立貿易投資委員會進行管理：“我們必須對外國國有企業對加拿大的投資非常慎重，程序的透明度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從這裡開始，我認為，我們應該設立一個國會貿易委員會。” 新民主黨國會議員，國會外交人權委員會副主席韋恩.馬斯頓（Wayne Marston）開宗明義的表示，加拿大的能源領域不容中共政權滲透：“任何外國國有企業都不應該擁有我們的能源公司，特別是石油公司。”他還特別強調，加拿大國際發展署長期對中國的無償援助需要進行重新審核。 執政保守黨國會議員約翰.韋斯頓（John Weston；中文名字魏子安）對執政保守黨的對華政策進行了辯護。他表示，加拿大在和中國進行貿易往來時，並沒有放棄人權關注：“我們都很關心人權問題，包括斯蒂文.哈珀（總理）、傑森.肯尼（移民部長）、約翰.貝爾德（外交部長），他們都對人權非常熱心，我們都知道這一點，因為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所以，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和中國打交道，怎樣在關注人權的同時和中國進行貿易往來。” 加拿大綠黨黨魁伊麗莎白.梅在發言中抨擊了前任加拿大自由黨政府在執政期間，放棄加拿大在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之後對中共的強硬立場，轉而與中共進行所謂的官方人權對話，並首先向中共出售能源：“加拿大第一次向中國出售能源發生在1996年，當時是克里田領導下的自由黨政府，向中國出讓加拿大價值，以換取中國購買加拿大的核子能源反應堆。” 伊麗莎白.梅表示，近年來，中共幾乎所有大型能源國有企業都對加拿大能源領域進行了大型投資，而這就是中共政權的能量補給來源：“所有這些大企業，目前都在加拿大有投資。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國有企業的管理層，包括董事會和總經理，都是中共黨員政客和官僚。這就是我們看到的中共對加拿大的能源投資現狀。” 論壇於晚上7點到9點半舉行，另外有加拿大執政保守黨國會議員，國會外交人權委員會主席大衛.斯威特、保守黨國會議員瓦迪斯瓦夫.雷宗（Wladyslaw Lizon）等也出席了會議。 Size: 622 X 347 Keywords:    加拿大多個組織聯合舉辦“人權及加中關係”論壇加拿大各反對黨及在加拿大的中國民運團體、藏人社區、維吾爾社區及法輪功修煉群體等，都要求加拿大嚴重關注中國的人權迫害現狀，審慎對待中國對加拿大能源領域的投資。 加拿大“一個自由世界國際”組織及民主中國陣線、加拿大西藏協會、加拿大維吾爾社區、加拿大法輪大法會，於星期一（2013年3月25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的政府議會中心大廈，聯合舉辦題為：“人權及加中關係——研討加拿大中國投資保護法及中共收購加拿大能源公司尼克森案”論壇。 包括加拿大執政保守黨，反對黨新民主黨、自由黨、綠黨國會議員代表都到場參與討論，並表達了對中共滲透加拿大能源領域的關注和擔憂。 中國民主運動組織民主中國陣線及在加拿大的藏人社區、維吾爾社區及法輪功修煉群體的代表都在論壇作了專題發言。民陣代表在發言中強調了中共對加拿大社區的滲透，特別提請加拿大各界，不要忘記在中國服無期徒刑的中國民主運動先驅王炳章博士。法輪功代表和藏人及維吾爾社區代表，也都介紹了各自族裔及社群遭受的人權迫害現狀。隨後，加拿大幾個大黨的國會議員也都對中國的人權現狀及中共對加拿大能源領域投資及滲透這一議題進行了表態和闡述。 自由黨國會議員馬克.艾金（Mark Eyking)表示，對於中共國有企業對加拿大能源領域的投資應該謹慎。他並建議，加拿大國會設立貿易投資委員會進行管理：“我們必須對外國國有企業對加拿大的投資非常慎重，程序的透明度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從這裡開始，我認為，我們應該設立一個國會貿易委員會。” 新民主黨國會議員，國會外交人權委員會副主席韋恩.馬斯頓（Wayne Marston）開宗明義的表示，加拿大的能源領域不容中共政權滲透：“任何外國國有企業都不應該擁有我們的能源公司，特別是石油公司。”他還特別強調，加拿大國際發展署長期對中國的無償援助需要進行重新審核。 執政保守黨國會議員約翰.韋斯頓（John Weston；中文名字魏子安）對執政保守黨的對華政策進行了辯護。他表示，加拿大在和中國進行貿易往來時，並沒有放棄人權關注：“我們都很關心人權問題，包括斯蒂文.哈珀（總理）、傑森.肯尼（移民部長）、約翰.貝爾德（外交部長），他們都對人權非常熱心，我們都知道這一點，因為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所以，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和中國打交道，怎樣在關注人權的同時和中國進行貿易往來。” 加拿大綠黨黨魁伊麗莎白.梅在發言中抨擊了前任加拿大自由黨政府在執政期間，放棄加拿大在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之後對中共的強硬立場，轉而與中共進行所謂的官方人權對話，並首先向中共出售能源：“加拿大第一次向中國出售能源發生在1996年，當時是克里田領導下的自由黨政府，向中國出讓加拿大價值，以換取中國購買加拿大的核子能源反應堆。” 伊麗莎白.梅表示，近年來，中共幾乎所有大型能源國有企業都對加拿大能源領域進行了大型投資，而這就是中共政權的能量補給來源：“所有這些大企業，目前都在加拿大有投資。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國有企業的管理層，包括董事會和總經理，都是中共黨員政客和官僚。這就是我們看到的中共對加拿大的能源投資現狀。” 論壇於晚上7點到9點半舉行，另外有加拿大執政保守黨國會議員，國會外交人權委員會主席大衛.斯威特、保守黨國會議員瓦迪斯瓦夫.雷宗（Wladyslaw Lizon）等也出席了會議。 Recent Updated: 1 month ago - Created by 到處趴趴走 - View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 to use should be sought to the author - 到處趴趴走 被1元转制南京同仁堂制药500人罢工与警冲突员工被打组图【阿波罗新闻网2013-03-23讯】 图片：员工围堵监控室防止警察打人录像被删。（（微博图片）） 图片：南京同仁堂制药公司大约500员工周五上午罢工抗议公司被贱卖。（网路图片） 南京同仁堂制药公司大约500员工周五上午罢工抗议公司被贱卖，员工利益受损，警方到场戒备，与员工发生冲突并动手打人，有员工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此前，有媒体报道南京医药主营业务毛利不能消化过高的财务费用导致资不抵债，但也有业内人士分析不排除南京医药转移国有资产的可能。 网民“麥麥cool”周五上午在新浪微博上写道：罢工了，南京医药涉嫌国有资产流失，1元贱卖百年老字号南京同仁堂！开始堵路了，警察也来了15、6个了，可是同仁堂还是没有派个领导下来，就是做贼心虚啊。 据了解，去年10月，上市公司南京医药公布向江苏红石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转让部分股权，而同仁堂黄山和同仁堂洪泽的转让价格为1元。当时，南京医药做出的解释是子公司净资产为负数，已处于资不抵债的经营状态，才会确定转让价格为1元。《证券日报》曾报道南京医药主营业务业绩糟糕，但财务费用及高管薪酬过高导致公司十六年来由盈转亏。但新浪财经引述业内人士质疑南京医药是在玩“乾坤大挪移”，不排除暗度陈仓，将优良资产贱卖给外部投资者，转移国有优质资产的可能。 上述网友表示，公司被转让后，员工的利益受到损害。上星期一有员工去南京信访办上访，公司方面称周四会给出答复。结果周四回复员工的大概意思却是，要钱没有，好好干活，退休工人的房屋补贴不发，在职工的待遇也变差，他们只是想要回应得的待遇，才会在周五罢工抗议，而参加罢工的人数大约在500名左右。 记者致电南京同仁堂制药公司，对方没有否认罢工事件，但表示不方便透露相关情况。 记者：“我看到消息说有员工不满贱价出售股份，导致员工罢工，我想请问具体的事情是怎么样的？” 对方：“具体的事情啊，我这里回答不了你。” 记者：“但是今天是不是有员工罢工呢？” 对方：“我这里不太好回答你。我不方便答复。” 记者：“我想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为什么（要罢工）？” 对方：“具体的经过我就不太清楚，因为我没参与这件事情。” 几个小时后，“麥麥cool”再发微博说：中午11：45的时候，我们人民的“公仆”警察，召集了25个左右没有任何警徽标志的小年青，上来就开始推搡打人！连60-70岁的老人都打！场面十分混乱。公司领导依然没有任何表示！也不露面，期间有两位同事被打严重，一位已退休60多岁的女师傅推倒后被打，一位男同事伤势最严重，已经送往医院。 记者随后致电负责有关辖区的派出所，对方表示确有派警察前往，但否认有打人。 记者：“今天早上同仁堂制药厂那里有员工罢工，你们是不是有派警察过去？” 对方：“我们有警察过去了，怎么啦？” 记者：“我看到网上有员工发消息说，警察有打人，我想证实一下有没有这样一件事情？” 对方：“你哪边啊？” 记者：“我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 对方：“你跟我们分局联系好吧。他们发帖子说打人，你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打他呢？打他了你说怎么讲呢？” 对方又表示，需要获得分局允许，才能接受进一步采访。但记者数次尝试致电雨花台分局，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一名参加罢工的公司员工透过微博告诉记者，警察打人是事实，但有人想用手机拍照时，手机也被砸烂了。而公司的监控录像记录下了有关过程，但被打人家属要求观看监控时遭到拒绝，员工们于是围堵监控室以防有关记录被删除。他同时表示，如果没有得到合理的答复，下周一，他们还会继续维权。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的采访报道。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 Size: 622 X 403 Keywords:    被1元转制南京同仁堂制药500人罢工与警冲突员工被打组图【阿波罗新闻网2013-03-23讯】 图片：员工围堵监控室防止警察打人录像被删。（（微博图片）） 图片：南京同仁堂制药公司大约500员工周五上午罢工抗议公司被贱卖。（网路图片） 南京同仁堂制药公司大约500员工周五上午罢工抗议公司被贱卖，员工利益受损，警方到场戒备，与员工发生冲突并动手打人，有员工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此前，有媒体报道南京医药主营业务毛利不能消化过高的财务费用导致资不抵债，但也有业内人士分析不排除南京医药转移国有资产的可能。 网民“麥麥cool”周五上午在新浪微博上写道：罢工了，南京医药涉嫌国有资产流失，1元贱卖百年老字号南京同仁堂！开始堵路了，警察也来了15、6个了，可是同仁堂还是没有派个领导下来，就是做贼心虚啊。 据了解，去年10月，上市公司南京医药公布向江苏红石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转让部分股权，而同仁堂黄山和同仁堂洪泽的转让价格为1元。当时，南京医药做出的解释是子公司净资产为负数，已处于资不抵债的经营状态，才会确定转让价格为1元。《证券日报》曾报道南京医药主营业务业绩糟糕，但财务费用及高管薪酬过高导致公司十六年来由盈转亏。但新浪财经引述业内人士质疑南京医药是在玩“乾坤大挪移”，不排除暗度陈仓，将优良资产贱卖给外部投资者，转移国有优质资产的可能。 上述网友表示，公司被转让后，员工的利益受到损害。上星期一有员工去南京信访办上访，公司方面称周四会给出答复。结果周四回复员工的大概意思却是，要钱没有，好好干活，退休工人的房屋补贴不发，在职工的待遇也变差，他们只是想要回应得的待遇，才会在周五罢工抗议，而参加罢工的人数大约在500名左右。 记者致电南京同仁堂制药公司，对方没有否认罢工事件，但表示不方便透露相关情况。 记者：“我看到消息说有员工不满贱价出售股份，导致员工罢工，我想请问具体的事情是怎么样的？” 对方：“具体的事情啊，我这里回答不了你。” 记者：“但是今天是不是有员工罢工呢？” 对方：“我这里不太好回答你。我不方便答复。” 记者：“我想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为什么（要罢工）？” 对方：“具体的经过我就不太清楚，因为我没参与这件事情。” 几个小时后，“麥麥cool”再发微博说：中午11：45的时候，我们人民的“公仆”警察，召集了25个左右没有任何警徽标志的小年青，上来就开始推搡打人！连60-70岁的老人都打！场面十分混乱。公司领导依然没有任何表示！也不露面，期间有两位同事被打严重，一位已退休60多岁的女师傅推倒后被打，一位男同事伤势最严重，已经送往医院。 记者随后致电负责有关辖区的派出所，对方表示确有派警察前往，但否认有打人。 记者：“今天早上同仁堂制药厂那里有员工罢工，你们是不是有派警察过去？” 对方：“我们有警察过去了，怎么啦？” 记者：“我看到网上有员工发消息说，警察有打人，我想证实一下有没有这样一件事情？” 对方：“你哪边啊？” 记者：“我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 对方：“你跟我们分局联系好吧。他们发帖子说打人，你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打他呢？打他了你说怎么讲呢？” 对方又表示，需要获得分局允许，才能接受进一步采访。但记者数次尝试致电雨花台分局，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一名参加罢工的公司员工透过微博告诉记者，警察打人是事实，但有人想用手机拍照时，手机也被砸烂了。而公司的监控录像记录下了有关过程，但被打人家属要求观看监控时遭到拒绝，员工们于是围堵监控室以防有关记录被删除。他同时表示，如果没有得到合理的答复，下周一，他们还会继续维权。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扬帆的采访报道。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 Recent Updated: 1 month ago - Created by 阿波罗网 - View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 to use should be sought to the author - 阿波罗网 Size: 440 X 298 Keywords:    Recent Updated: 2 months ago - Created by 高山青 - View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 to use should be sought to the author - 高山青 Size: 440 X 1176 Keywords:    Recent Updated: 2 months ago - Created by 高山青 - View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 to use should be sought to the author - 高山青 Size: 667 X 394 Keywords:    Recent Updated: 3 months ago - Created by jayken liu - View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 to use should be sought to the author - jayken liu Size: 440 X 325 Keywords:    Recent Updated: 4 months ago - Created by Harvey Liao - View Copyright and permission to use should be sought to the author - Harvey Liao 国有企业 Size: 405 X 267 Keywords:    国有企业 Recent Updated: 4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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